国际要闻新闻:病毒溯源：一个霸权国家的政治话术(2)

第二，目标性苛责他者。对任何国家、社会和文化而言，抗击疫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多元繁荣。然而，面对肆虐的疫情，美方却未将人民生命健康放置在议程首位，而是将其与地缘政治、党派争斗、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等紧密结合起来，借助病毒和疫情，唤起深埋已久的各种怨恨，激发和激化各种矛盾，以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服务。把怨恨和矛盾针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与西方显著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国家，有着西方近现代几百年来积累下的社会大众的想象性基础，无疑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案例。构成这一想象的既有“黄祸论”的种族式归因，也有“东方主义”的他者化思维，更有冷战思维的霸权式延续。任何能够动员这些近现代史——也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史——元叙事的声音和话语，都极易与抱持认知惯性的国际受众群体实现共鸣，在简化问题和推责他人的心理作用下，实现病毒归因的东方化和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和媒体恰恰是利用了最简单的大众心理学，来实现极具目标指向性的对外传播，从而努力摆脱自身面对病毒肆虐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以及由此而不得不承担的道德乃至法律责任。除此之外，中国优异的疫情防控表现，以及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也让美国政治精英和部分国际受众产生了从中国发展成果中分一杯羹的“受害者心理”。如此，一股脑地将病毒肆虐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和地区矛盾、应对危机的昂贵成本，都归咎于中国，自然成为一种看似合情合理、实则充满新殖民主义色彩的“甩锅”行为。

通过选择性忽略病毒传播的复杂过程，通过将系统性的苛责指向中国，美国政府和媒体话语联盟共同打造着一个答案就在问题中的国际政治故事，谜底就在拜登甩给美国情报部门的谜面里。从这个角度看，仅仅90天的工作流程也似乎合理，因为任何远离中国的结论都与美方病毒溯源的动因无关。显而易见，这一话术的背后是一个虽然面临颓势，但仍保有文化和话语霸权的帝国身影。

换句话说，按照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概念，理解美式话语和话术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除了解构其自身系统的问题之外，还要看到美国之外认同乃至支撑这一话语的西方和非西方政治力量，以及更具惯性的国际范围内的部分社会群体及其心理倾向，这才是这一话语联盟的全貌。在这个意义上，应对美国的病毒溯源话语霸权，既需要针对其发起者进行深入研究、系统解构和直面回击，更需要找寻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联盟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力量，进行有的放矢的传播与对话。

简言之，拜登政府发起的90天病毒溯源调查行动显然是一系列国内外矛盾促成的结果，有着明确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目的。在这背后，有着美国主导并熟谙的一套国际舆论价值链。

首先，从传播的角度来说，美方进行病毒溯源的目的不是寻找真相，而是进一步抹黑崛起的中国，攻击领导中国取得抗疫重大阶段性胜利的政治制度，同时在危机变局下维护所谓民主社会的制度优越感及其话语和舆论同盟。美国维护自身话语优势和舆论霸权的手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借助自身渠道和能力优势，设置国际舆论议程，占据后疫情环境中的话语高地；第二，用病毒溯源的简化归因论，将疫情所揭露出的本土和全球治理问题进行遮蔽，从而起到转移国际媒体和受众注意力的效果。这一做法很容易引起同处矛盾中的话语联盟国家的共鸣，形成“乐队花车”式的从众心理，共同将泄愤的心理目标和追责的政治目标指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