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要闻新闻:病毒溯源：一个霸权国家的政治话术

按照美国总统拜登的要求，8月24日美国情报机构所谓的病毒溯源报告出炉。这一波操作像极了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之前情报部门提供的第一份“作业”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老师”并不满意，所以要求再提交一次，而且期限是90天，并明确了“作业”修改的原则，那就是多关注一下中国，联合国际伙伴一起给中国施压，让中国参加其所谓“全面、透明和基于证据”的国际调查。其中的暗语跃然纸上：要让中国“配合”。对美国情报部门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充满难度的命题作文，无异于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画的真假好坏，全由“老师”来评判。

难度之一是基于拒绝真相的索要所谓“真相”。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赢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重大胜利的同时，已经向国际社会及时而全面地提供了几乎所有的病毒数据和相关情况，也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内的科学力量进行了紧密合作，科学意义上的真相至今已经非常透明。未能发掘的病毒起源和传染网络由于其全球性，自然需要全世界科学家基于科学精神进行长期的合作式探索。因此，把有关新冠病毒的长期科学探索转化成一个90天内需要完成的调查任务，美国情报部门可谓是有苦难言。

难度之二是基于结论导向的打（编）造证据。既然科学意义乃至常识意义上的真相难以在短期内获得，那么美国情报部门只能跳出专业范畴，找寻那些让政客以及受其影响的媒体叙事和公众心理满意的“真相”要件，换句话说，就是需要打造一个看似专业又合理的“真相”故事，从而在不损害自身权威性和维护部门合法性的同时，完成总统布置的任务。那么，如何获得这些故事要件？目前看来，美国情报部门的努力方向是让专家为其站台，毕竟说到底，这还是个专业问题，单纯的政治命名——比如特朗普一开始就将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虽然有利于跨国传播和情感动员，但却很难为后续的利益获取塑造合法性。

因此，面对这些困难，美国的政客、情报机构和媒体等不得不形成一个话语联盟，通过找寻和编织故事要件，打造一个固化的病毒认知框架。一方面避免调查结果的“不尽如人意”让自身出现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也通过转移舆论注意力，将自身的病毒泄漏可能、国内社会矛盾和对外关系问题边缘化，乃至掩盖起来。比如，面对阿富汗撤军所导致的混乱和尴尬局面，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自然亟须一个涉及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危机故事，通过唤起对病毒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敌视情绪，来挽回一个“救世主”的“天赋角色”。

为了打造这个故事、巩固这一角色，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实现了话语意义上的联盟。政治精英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在国内的权力地位，而媒体精英的目的则是在附和政治精英的同时，用加深和翻新“中国威胁论”来维护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说教者和定义者的所谓“专业主义”，而背后则是其操弄已久、烂熟于心的国际传播“双重标准”，即在所谓“文明的我者”和“野蛮的他者”之间，以其文明优越论乃至种族优越论为基调，武断、专横地划下楚河汉界，而毫无专业精神和客观标准可言。这一套充满歧见的叙事，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加强。这一联盟往往通过如下话语策略，将新闻故事和公众讨论的注意力“转向”，或者更精确地说，“简化”为病毒溯源这一承载着诸多政治化隐喻、实则隶属于科学的问题。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家将这一“意指”过程称之为“神话”，即主观创造出来的某种特定意义被自然化和合法化的过程。换句话说，这就是意识形态。

围绕“新冠病毒中国造”这一“神话”，美国这一霸权国家的主要话术如下。

第一，选择性忽略过程。造成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因素非常多，有病毒源头的追溯问题，有药物供给的滞后问题，有危机政策的制定问题，有相关利益方的协调问题，有跨国边境的管控问题，有政治党派的斗争问题，有社会流动性的限制问题，有科学传播与公众舆论的问题，等等。为何拜登政府“忽略”其他导致美国和世界深陷疫情漩涡的因素，单单聚焦病毒溯源问题？从传播的角度而言，这一话术把握住了大众心理的两个敏感方面，或者说两个直接影响大众心理的传播机制。一个是“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将议题的设置效果和传播效力最大化，因为大众往往是被动和懒散的，极易被简单的“事实”和直接的“观点”所绑架。另一个是“自身问题的他者化”，大众往往不愿意为自身的过失担责，因为这将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和认知矛盾，借助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将责任转嫁给他人，往往能缓解紧张心理和产生情感共鸣，何况病毒溯源看似是很“自然”地找寻问题的根本。因此，通过选择性忽略导致疫情蔓延的绝大多数结构性因素，美国政府和话语联盟中的各类媒体主动设置了一个看似合情合理、实则漏洞百出的定义病毒问题的国际舆论框架，邀约所有愿意把问题简单化和推责他人的声音进驻，做大一个极具传染性和危害性的后真相舆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