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注新闻:一个三线城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超35岁，媒体：大城市虹吸效应对更为致命(2)

人口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襄阳当地的晚婚现象。石智雷分析，一方面，外流的年轻人在异地存在成家难的困难，等奋斗一阵子再回来想结婚时，往往就错过了最佳结婚年龄。

另一方面，由于择偶存在梯度效应，村里的想去县上，县里的想去市里，市里的向往省会，这也导致了层级越低的地方，性别流失越为严重，尤其是优质的年轻女性变得越发稀缺，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男性青年无法找到配偶，造成“婚姻挤压”现象。这不仅会影响初婚年龄，婚姻的稳定性也会变差。

2018年时，石智雷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湖北省百县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襄阳市各县市区中，初婚年龄最晚的不是主城区，而是襄阳南部的县市，如宜城、保康。

2020年宜城地区生产总值只有355.79亿元，保康县更是低至132.94亿元。

这一结果推翻了以往认知，和越发达地区初婚年龄越晚的普遍现象相反，却和石智雷提出的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影响初婚年龄的观点相符。

无形的压力

襄阳市在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列为当下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报告提到，当下襄阳的综合竞争力、要素集聚力、辐射带动力与襄阳的城市地位和发展定位还不相匹配；产业结构不优、发展质量不高仍是襄阳最大的隐忧。

作为一座工业城市，襄阳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其发展转型存在一定挑战，但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定位又促使襄阳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报告还指出，襄阳的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生态等民生领域还存在短板，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还需下更大力气。

石智雷提到，襄阳初婚年龄的推迟，正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表现，背后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与复杂。

他建议，政府应该合理、有效地介入其中。“一方面，这涉及到人，需要谨慎处理。另一方面，当下地方财政比较困难，在财政支持上有一定的难度。”

黄镇曾经和地方共青团和民政部门一起，进行诸如相亲大会等合作。不过在他看来，这些合作大都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深入。他希望政府能出台更多鼓励政策，促进婚恋市场规范发展，从而让整个行业更好服务社会。

叶青对浙江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近期推出的系列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持肯定态度。他建议，襄阳应推出更加人性化的公共政策，如提供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举措，降低因婚姻带来过大的生活压力，切实为更多适婚群体减轻负担。

（陈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