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注新闻: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商品价值 或达到6000亿美元

中美贸易争端在2018年重塑了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一直延续下去。

最近的情况可能与2018年5月不一样，当时双方就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几近达成协议，但美国在最后关头退出，紧张局势也随之爆发。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各类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而中国也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包括受潜在影响的商品在内，整体上而言，受影响的商品价值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6000亿美元，这需要我们去思考关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纠正经常账户失衡，而这正是特朗普的既定目标。

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和风险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从多边角度看待贸易问题，去着重关注一个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力量之间的整体平衡。自1976年以来，美国就一直处于整体贸易逆差状态了。美国的贸易赤字的最高点出现在2006年，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5%，但总体上，平均赤字通常会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2017年，美国赤字总额达5520亿美元，是世界上绝对值最大的赤字。

当一个国家的支出超过其生产时，赤字就会上升，也意味着赤字的基础主要不是贸易，而是国内储蓄和投资行为。美国的投资相当于GDP的21%，与发达经济体22%的平均水平相当，而储蓄则不到19%，远低于和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

美国的储蓄率反映了公共和私营两种经济角色的行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低达3%，此后小幅上升至7%，仍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储蓄率也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美国在过去50年中仅有5年实现了联邦预算盈余，而平均赤字自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占GDP比超过4%的水平。2018年，在减税和军费增加的情况下，美国赤字额上升了17%，进一步压低了公共储蓄。

而美国低储蓄率的基础则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按照法国前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的广为人知的说法，美元的主导地位赋予了美国“过高的特权”，因为这允许美国在极少外部限制的情况下为其赤字筹措资金，从国外借入更多资金的同时减少国内储蓄。

从多边视角来看，比较明确的一点是，要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不平衡状况。随着福利支出超常增长，再加上美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的单边主义行为，这些正考验着全球对美元的信心，相关改革也变得更加紧迫。

特朗普政府依然罔顾这些经济现实，还是选择了双边手段，尝试用对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关税的方式来改善美中贸易平衡。但如果美国减少了对华进口，那么它只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正如最新数据显示，其总体贸易逆差很可能保持不变或变得更大。

更糟糕的是，关税增加长远些来看看可能会付出代价。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在130多年前所观察到的那样，“贸易保护就是在和平时期自己主动去做那些敌人在战时试图对我们做的事”。事实上，历史上高关税将经济滑坡拖入严重萧条的案例比比皆是。即便在经济增长期，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也不仅仅会迫使美国民众为进口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还会因破坏商业激励机制和资源分配适当而削减美国的产能。此外关税增加也难以兑现收益，因为它会滋长特殊利益集团，还会引发关税报复。

即便如此，面对长远些来看可能要付出的高昂成本，将关税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做法依然会令人上瘾，因为这会使得政府提供出短期内的“甜头”，而不是去采取更艰难的结构性改革。不过，政客们可以故意对保护主义的风险视而不见，市场却不会，正如美国股市在2018年10月出现波动时所表明的那样。

多边、双边贸易主张的博弈

中国则一直坚持在贸易上的多边主张，也就自然而然会选择通过结构改革来减少外部失衡状况。中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储蓄过多而支出过少，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间，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强化社会安全网络的政策，从而促进了消费，减少了储蓄。

通过这样的改革，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过去十年中从相当于GDP的近10%降到了1%。在2018年前三个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占到了中国GDP增长的近80%，这反映出经济越来越受国内需求所驱动。通过积极减少外部盈余，中国已经证明自己并非一个重商主义力量，而是一个追求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

接下来，中国应继续推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通过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推进经济开放。而这些目标也与实现平衡、可持续增长的愿景紧密相连。当然，中国也遭受着一些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些空话的指责。然而，真正的问题其实并非改革承诺兑现乏力，而是行政上的繁文缛节，这在国内也是引发民众不满的地方。近期的一些举措，比如浙江省的“一站式、跑一趟、一张纸”改革，就表明中国正在认真改善面向所有人的商业环境。